从1983年起，云南省开始承担派往乌干达的援外医疗任务，每两年轮换一批，迄今为止已派出16批156人次。他们中有被当地人称之为“神镜”的王建刚；有连续两次援乌，用手中小小的银针为不少乌干达民众解除了病痛的针灸医师高岚……

“远赴非洲救死扶伤，这个选择不后悔。”这是医疗队队员的共同心声。

曹贵华 高风险下他选择坚持

“well done”（英语“做得好”），“Gebali”(斯瓦西理语“做得好”)，“Webalinweu”（斯瓦西理语“非常感谢”）……在金贾和金贾医院，每当看到或认出云南援乌医疗队队员，病人和当地居民总是发出感激的话语，他们把医疗队队员称作“professor（教授）”，当作“中国白求恩”。

曹贵华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，2011年，他放弃昆明相对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，主动申请随第15批援乌医疗队到乌干达工作。此后两年中，他经常门诊到下午2点，手术到晚上6点才结束，急诊则随叫随到。在医院泌尿科医生仅他一人的情况下，他克服种种困难，多次抢救危重病人。乌干达尿道狭窄患者较多，其中包括HIV的患者，他冒着术中被感染的风险，在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实施了各种复杂性尿道狭窄手术23 例，有的患者手术康复后送自家养的土鸡都被他婉言谢绝。遇到贫困的患者，他还自掏腰包，赠予路费和检查费。

曹贵华的父母在四川老家，妻子和女儿则居住在昆明，父母年迈、女儿幼小，家中一切事务都靠老家亲人和妻子照料。“平时，只能打电话给爸妈报个平安，问声好，到乌干达时女儿刚上一年级，接送孩子都是妻子在做。我对他们亏欠太多了。”曹贵华说。

“昆明好在，工作也好开展，但是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我就是想去一次非洲，检验自己、磨炼自己、提升自己。这是一种职业信仰，也是对自己医德医风的一次考验，而面对考验，可能就会失去一些东西。”曹贵华说，这大概就是一批又一批背井离乡的援乌医疗队队员的心声。

高明 病痛中她选择了留下

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非洲，疟疾是主要的致命疾病之一，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高明，抵达乌干达后不久就遇到了严峻考验。

尽管在出发前，高明和队员们都服下了预防药物，可就在到达乌干达后的第12天，她开始感觉头颈肩部酸痛，翌日，症状非但没有缓解，而且四肢关节也开始酸痛了，恶心想吐，心慌脉快，确诊为恶性脑疟。

这个结果来得太突然，但高明沉着应对，立即肌注蒿甲醚，吊盐水。然而几天过去了，她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，一站起来就觉得下肢，特别是帼窝和小腿胀痛麻木，稍站一会儿就感到钻心的痛，而且每到晚上就发烧，高烧时有38.5度，低时也有37.5度。

病情重、进展快，肝、肾功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，使高明一度出现了悲观情绪，而一想到远在昆明的父母、丈夫和儿子，眼泪就簌簌地流下来。“难道这病会要了我的命？我还没开始工作呢，而且我答应家人两年后按时回家。”

是回国治疗还是坚持留下，究竟选择哪一条路？激烈的思想斗争深深地困扰着高明，“早在昆明时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到乌干达后要努力工作，这样一个挫折不应阻碍我前进的身影，即便是病歪歪的身影。”高明最终选择了留下，在队员们的关心帮助下，历经40多天的坚持和治疗，她终于战胜病魔并继续投入医疗工作，直到2007年8月完成任务后才随队回国。“看到医治好的病人，我哭了；回到昆明看到家人，我也哭了，这都是幸福的眼泪。”高明说。

王孝艳 高压时她选择了镇定

乌干达是艾滋病高发区，队员们在工作中面临不小的感染风险。然而，队员们从未望而却步。

来自玉溪市中医院的王孝艳，是第14批援乌医疗队唯一的女队员，她针灸之术精湛，诊室里总是人满为患。一次，她在忙碌中不慎被扎过艾滋病人的针弄伤，但她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一边认真服药，一边坚持上班。“那段时间里，她不知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，可是她没有惊慌失措，更没有消极怠工。”同行队员无不钦佩。